当所有的电视剧不论将军、公主、妖怪、和尚都忙着谈恋爱，电视荧屏因枯燥的主体显得愈发单调时，反腐大局《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该剧里面讲述一个拆迁引发的小故事，故事内容想必大家都看过，在故事里对于如何解决因拆迁问题引发的1365名员工的下岗安置问题成为摆在京州市委书记面前的难题。为了解决4500万安置费的出路，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想出了个办法，让在座的单位每人认领一部分，其中财政局认领了2000万，维稳基金认领了1000万，这里想必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维稳基金，为什么一个维稳办就能出1000万的巨款。于是，大家对“维稳基金”好奇起来。

维稳，顾名思义是维护稳定。家庭幸福需要稳定，社会有序需要稳定，国家发展需要稳定，世界和平也需要稳定。可是，怎么维稳？两条腿走路——一边打，一边拉。能压下去的，就先压下去，比如一些地方为了“维稳”，将上访人员送入精神病院；一些地方为了维稳，搞非法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有些事情可以压下去，有些事情又压不下去，压不下去就产生了不安定因素，不安定因素又威胁“维稳”政绩，于是“维稳基金”出台了。据说维稳基金主要用于“于法无据，于情有理”的情况。据报道，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2010年又增加8.9%，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也逼近国防开支，竟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面对如此庞大的经费开支,不少人发出质疑，“维稳基金”是怎么用的？

网上有四川省兴文县关于运用“维稳基金”的报道，维稳基金的用途可见一斑。一则是“兴文县一家集体改制企业共有职工100多人。2000年，政府征用其土地准备修学校所用，但后来规划调整后未用于修学校，该企业职工便以改变使用用途为由，多次上访，要求予以补偿。2008年，经信访维稳部门研究，认为职工反映的问题有一定道理，因此专题向县人民政府提出报告，经县政府批准，先后分两次支付85万元对该企业职工进行补偿，使这件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另外一则是，“2009年2月28日，家住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小寨村的邓某，在集市卖完农产品回家的途中，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红色电三轮车发生擦挂事故，造成他颈椎受伤，需要医疗费近10万元，由于此案双方当事人均为贫困家庭，邓某的伤势无法及时治疗，情况危急。兴文县委主要领导得知此事后，通过研究决定启动维稳信访基金予以帮助邓某度过难关。邓某为表感激之情，伤愈后向帮助过他的县委政法委送上“执法为民助贫扶困使我走出困境特此致谢”的锦旗。”

从上述两篇报道可以看出，放佛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维稳基金”来解决，往大了说有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复员老兵的维权问题，往小了说有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套用一句老话，“维稳基金”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目前的“维稳”工作基本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花钱买平安”“花钱消灾”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在“花钱消灾”的操作中，又是哪些事可能对自己政绩、仕途、声望等切身利益影响最大，就把钱花在哪里。这样一来，本来是政府一项最基本的职责竟被异化为官员的“保帽子”工程。“花钱买自己的平安”“花钱消自己的灾”竟名正言顺，无可厚非。一听说“上访者”要往上一级政府告状，特别是一听“上北京”这三个字，某些人就双腿发软——给钱给钱，你是我爷。上访者也由此得到一种暗示，知道只有“闹”，才能获得“维稳基金”。不闹，就不需要“维稳”，就别指望政府主动把“橄榄枝”送上门。既然如此，那就闹呗。谁让你政府错误的“维稳”思维和模式对其造成了误导——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呢。

当然，不能说到政府的“上访者”都是无理取闹。不难判断，当前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上访者”=“刁民”，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因此，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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