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的浙商眼中，非洲大陆正成为一片投资创业的热土。近日浙江省商务厅出台《浙江省加快推进对非经贸合作行动计划(2019-2022年)》，鼓励和引导更多浙江企业家“走出去”，到广袤的非洲大陆上去，与非洲国家政府和市场主体互利合作。下面就随厂房出租网的小编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该计划。
计划提出，力争到2022年底，浙江省对非贸易总额达到400亿美元，对非累计投资力争达到40亿美元，支持企业在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合作发展示范工程、示范项目。省商务厅负责人表示，加快推进浙非经贸合作，是浙江省贯彻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浙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现实需要。
浙非经贸合作将会怎样改变浙江和非洲?从省商务厅发布的浙非经贸合作十佳案例和战略平台等奖项中，不难一窥究竟。
浙江产业
填补非洲空白
深耕非洲市场10余年，华立集团的抗疟药如今已在非洲销售2500万人份，也因此入选了此次的浙非经贸合作十佳案例。
早在2006年，华立集团的抗疟药“科泰复”最先在乌干达、塞内加尔上市。彼时，许多非洲穷苦百姓饱受疟疾之苦，却因缺乏相应的药物，病情无法控制，其中包括不少妇孺老人。
“科泰复”上市后很快以其低价高效，成为当地百姓口中的“中国神药”。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介绍，次年“科泰复”又进入全球基金推荐采购抗疟药产品名单。如今，华立的抗疟药产品已覆盖非洲27个国家。
眼下，华立集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从“产品进非洲”走向“产业进非洲”。去年，汪力成在非洲考察后决定在2019年启动建设规划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北非工业园。这一园区预计吸收300家制造业企业，涵盖服装业上游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等，目标是带动非洲8万人就业。
“非洲大部分国家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汪力成说，而浙江在日用品、纺织品、小五金等轻工消费品领域的产能大、竞争力强。这就意味着，浙江在日用品、纺织品、小五金等领域的“富裕产能”，在非洲不少地方还能“填补国家产业空白”，所以双方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当然，浙企在非洲投资不是转移落后产能，更不会带去污染。”绍兴米娜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长军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埃塞俄比亚的Sebeta市，他和当地合作伙伴建设了占地156亩的印染厂，采购的设备全都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品牌。不单如此，这一印染项目还配备了一套符合欧盟标准的污水处理设备，可日处理污水2500吨。
此举让魏长军一下子就赢得了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国际品牌的一致认可。这也为米娜纺织下一步推进印染厂二期项目奠定了基础。魏长军说，接下来他将增加数码印花机、针织圆机等设备，让埃塞俄比亚工厂能够承接更多订单。
在纺织企业云集的绍兴柯桥，绍兴米娜纺织有限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然而，在埃塞俄比亚，它可是颇具名望。这些年来，魏长军先后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木材、纺织、印染等产业，还收购了一家因亏损濒临倒闭的当地国有纺纱厂，让其焕发新生。
摈弃“短、平、快”的投资理念，魏长军扎根非洲，在这片热土上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让他自豪的是，在自己的技术团队的培养下，米娜纺织为埃塞俄比亚培养了第一代纺织工人。
种粮技术
让玉米产量增一倍
在世界缺水最严重国家之一的吉布提，年过半百的Jamal博士在当地水利和卫生局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吉布提百姓喝上优质、卫生的水。几年前，一支来自中国浙江的水利工程队来到吉布提，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们便是来自浙江企业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跨境供水项目的施工队。
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跨境供水项目是中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三国政府共同合作推动的东非区域内互联互通项目。2013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承包商，进入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研。
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大起告诉记者，在调研中他们发现，吉布提不仅缺水严重，而且饮用水卫生条件不达标、含盐量高、硬度高，导致许多民众患有肠道疾病、结石症等。他说，在吉布提绝大部分家庭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定点的供水点取用。李大起曾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提着几乎有半人高的水桶行走数公里，前去供水点取水。
2015年3月，供水项目开工。李大起和他的同事们在埃塞俄比亚一处水源地钻28口深井，铺设370公里的管道，将干净的水输送到吉布提市。在两年的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过程中，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利用中国技术和产品，推广中国规范和标准，以良好的项目质量和进度赢得了吉布提百姓和政府的认可。
2017年6月，项目按期完工并顺利通水。李大起至今仍记得，那天在吉布提市，人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时脸上洋溢的笑容。“像这样的供水项目，目前在非洲由‘中地’实施的不少于30个。”他说，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许多非洲国家都能看到同事的身影，他们正努力让更多非洲百姓喝上干净水。
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在非洲深耕自己的本业，而浙江矿业企业华友钴业却跨界做起了农业。对此，华友钴业投资管理部副部长徐学良表示，无论他们在非洲做什么产业都始终本着一个理念——那就是，“在哪里投资，就要为哪里做出贡献”。
早在2006年，华友钴业就开始在刚果从事钴铜矿产资源的开发。“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援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参与捐款资助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徐学良说。然而他们发现，解决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的问题才是当地的头等大事。于是，华友钴业决定在当地开展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的项目。
在考察时徐学良发现，玉米虽是刚果百姓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但他们的种植技术水平却较低。和当地人一打听，在刚果当地玉米亩产300公斤已经算是高产，而在中国，玉米普通亩产量都有八九百公斤。徐学良认为，除了气候、降雨量等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工具匮乏、生产技术落后是当地粮食作物低产的重要原因。他说：“相较于粮食援助，尽快帮助刚果农民掌握先进生产技术，才是解决他们粮食问题的关键。”
2011年，华友钴业和卢本巴希大学合作在刚果成立农业公司、建设示范园区。2012年底，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行，华友钴业在浙江大学的支持下开展中国先进农业技术的展示、示范和培训。如今，园区建设有粮食大田、蔬菜区、畜牧区、农产品加工区和太阳能发电灌溉系统。经过6年多的运行，园区在粮食、蔬菜的良种培育、高产及规模化养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应。最让徐学良高兴的是，示范区的玉米亩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卢本巴希大学的大学生们纷纷来此实习取经。
搭建平台
展开全方位合作
今年1月，卢旺达发展署副部长带领该国30家重点咖啡商访问阿里巴巴总部，深入学习电商业务知识并和中国商家对接。这已经不是卢旺达考察团第一次赴浙江学习电商经验。
其实就在1月上旬，卢旺达的另一个访问团也曾到访“中国淘宝第一村”临安白牛村，了解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山核桃是如何触网销售的。当时卢旺达农业出口发展局的乔治·威廉·卡勇拿着一包山核桃仁说：“互联网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让农产品走出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短短一个月里，就有两个访问团来浙江考察电子商务，足见阿里和卢旺达政府大力推进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建设的决心。去年10月31日，阿里巴巴集团和卢旺达政府签署备忘录，双方要合作共建非洲首个海外数字中枢。作为数字化平台，eWTP将帮助当地特色产品出口，为此阿里正组织卢旺达政府、青年开展各种电商培训。今年上半年，阿里巴巴还将为卢旺达开设天猫卢旺达咖啡国家馆。
除了数字经贸平台，浙非经贸合作呼唤更多信息平台、展会平台、产业园区平台等。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将在非洲举办多个自办展，填补市场空白，大力支持企业抢抓非洲市场机遇。同时，在园区平台建设方面，鼓励浙江企业在非抱团发展，引导有资质的企业建设境外工业园区。
浙江企业走进非洲，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发展带去重大机遇。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分析，以进出口贸易为例，2018年浙江从非洲进口50亿美元，同比增长24%。同时，浙江与非洲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更趋多元化，对非出口商品构成逐步从纺织、服装、箱包等轻工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汽车零配件等工业制成品和成套设备并重转变。这很大程度上说明，在与浙江的贸易过程中，非洲各国正逐渐构筑起自己的工业产业基础。此外，浙江从非洲进口的货物既有资源类产品，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优势商品，如南非的红酒、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等。
据悉，省商务厅将建设“一带一路”非洲站，形成合作纽带;建立一系列园区，助力企业在非洲发展;创设阿里巴巴“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帮助当地人创业;支持“中非民间商会”做大做强，增加民间交流;打造“中非研究院”智囊团，为浙江民企提供智力支撑;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推动浙江影视作品走出去等6个方面深入推进浙非经贸合作，让浙江在非洲市场上寻找空间，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对非合作中争当“排头兵”。
“走出去”，也要高质量
近年来，越来越多浙江企业到海外进行产业布局，投资的区域也不断拓展。这其中，非洲、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逐渐成为投资热土。如何引导浙江资本有序地走出去，让浙商和投资国实现双赢，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浙江企业走出去，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浙江乃至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因此，浙江民企“走出去”应该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制造业项目。唯有如此，这些企业才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提高中国制造的影响力、美誉度和竞争力。浙江加紧在海外布局先进制造业，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奠定产业基础。
实现高质量的“走出去”，浙江民营企业还需“抱团”，以产业链的形式对外投资。有企业家认为，目前浙江到非洲等地的投资较为分散，难以形成聚合作用。对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境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的支持力度，防止浙江企业在国外进行同质化竞争。
实现高质量的“走出去”，还需加强制度供给。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呼吁尽快制定和出台《对外投资促进法》，统一和规范境外投资的“鼓励措施、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规范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
一方面保障企业“走出去”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还需做好服务和规范行为。同时，建立中国与企业投资所在国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签订投资保护协议，从法律层面有效保护在境外的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